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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奇皇帝朱元璋《大军帖》
来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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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【简介】

传奇皇帝朱元璋《大军帖》

 朱元璋《大军帖》纸本,行书,纵33.7厘米,横47.4厘米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。


 《大军帖》是朱元璋写给部将的一封信。从内容分析,此时朱氏已消灭陈友谅、张士诚等势力,正全力攻打北方,战事频仍。大军所过之处,收降元朝官员甚多,就如何妥善处置告喻部下。信文明白晓畅,对研究明初军事形势和政治方略颇有参考价值。幅未有“朱”字花押。此帖行笔自然流畅,仪态生动,风神独具特色。如康有为《广艺舟双辑。行草第二十五》所评:“明太祖书雄强无敌”。惟笔画稍欠法度,然雅拙中不乏挺拔。

释文:
 大军自下山东,所过去处,得到迤北省院官员甚多。吾见二将军留此等于军中,甚是忧虑。恐大军下营及行兵,此等杂于军队中,忽白日遇敌不便,夜间遇偷寨者亦不便。况各各皆系省院大衙门,难以姑假补之。亲笔至日,但得有椎柄之官员,无分星夜发来布列于南方观玩城池,使伏其心,然后用之,决无患已。如济宁陈平章、卢平章等家小,东平马德家小,尽数发来。至京之后,安下稳当。却遣家人一名,前赴彼旧官去处言,信人心可动。朱

 

传奇皇帝朱元璋《大军帖》
 朱元璋画像

传奇皇帝朱元璋

 朱元璋(1328-1398)生于元朝天顺帝天历元年九月十八(公历1328年10月21日)丁未时,即:戊辰年壬戌月丁丑日丁未时,排行第四。父亲朱五四(后改为世珍),母亲陈氏。
 朱元璋原名重八,后改为兴宗。参加元末农民起义后改名为德裕,最后再改名为元璋,字国瑞。明陶宗仪《书史会要》谓其“神明天纵,默契书法”。
  朱元璋自幼贫寒,父母兄长均死于瘟疫,孤苦无依,入皇觉寺为僧,兼任清洁工、仓库保管员、添油工。入寺不到二个月,因荒年寺租难收,寺主封仓遣散众僧,朱元璋只得离乡为游方僧。因其友汤和的一封信,参加了起义军,在郭子兴手下,率兵出征,有攻必克。25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蒙元暴政,郭死后统率郭部,任小明王韩林儿的左副元帅。接着以战功连续升迁,至正十六年(1356年)诸将奉朱元璋为吴国公。至正二十四年(1364年)即吴王位。至正二十七(1367)四月,吴王朱元璋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、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,率军25万,北进中原。北伐中发布告北方官民的文告,文告中提出“驱逐胡虏,恢复中华,立纲陈纪,救济斯民”的纲领,以此来感召北方人民起来反元。朱元璋顺应时代潮流,凭借其雄才大略、远见卓识对北伐又做出了精心部署,提出先取山东,撤除元朝的屏障;进兵河南,切断它的羽翼,夺取潼关,占据它的门槛;然后进兵大都,这时元朝势孤援绝,不战而取之;再派兵西进,山西、陕北、关中、甘肃可以席卷而下。北伐大军按计而行。徐达率兵先取山东,再西进,攻下汴粱,然后挥师澧关。朱元璋到汴梁坐镇指挥。明洪武元年(1368年),于南京称帝,国号大明,年号洪武。洪武元年(1368)七月,各路大军沿运河直达天津,二十七日进占通州。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率后妃、太子和大臣,开健德门逃出大都,经居庸关逃奔上都。八月二日,明军进入大都,元朝至此灭亡,蒙古在中国的统治结束,明朝取得了在长城以内地区的统治权。
  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,推翻了蒙元的暴政,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封建政权——明朝。朱元璋在位期间,为了缓和尖锐、复杂的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之间的矛盾,实行了抗击外侵、革新政治、发展生产、安定民生等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政策,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思想等方面大力加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。与此相适应,在法律思想上鉴于元末法纪纵弛导致的各种弊端,认为“朕收平中国,非猛不可”。
  朱元璋出身贫寒,也没有很高的文化,但却勤奋好学,后来终成中国历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英明帝王,伟大政治家。民间关于他的传说很多,所以他也是一位传奇皇帝。

 

延伸阅读(一)

朱元璋的文笔


 “朱元璋的文笔”,题目似乎有点突兀,为什么偏偏要谈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草莽皇帝的文笔呢?
 朱元璋出生在贫苦的农家,只在幼年时上过短暂的私塾,识得几个字。然而从他打天下、治天下的经历来看,又不像一个文盲,一生勤奋好学,广泛涉猎经史、兵法,颇能舞文弄墨。但是要研究他的文笔,仍然有点困难。他的《御制文集》洋洋二十卷,绝大部分是出于御用文人之手的官样文章,从中看不出他的文笔究竟如何。前几年出版的《全明文》,卷首连篇累牍全是朱元璋的文章,编者显然上了《御制文集》的当了,真正出于朱元璋手笔的寥寥无几,实在当不得真。
 不过话说回来,尽管此人没有什么文化,却喜欢写点东西,胆子很大,不怕出洋相。现在还可以看到他的一些手迹,是给部下的信函或便笺,文笔自然,不加修饰,如同当面讲话一般,而且毛笔字写得也还可以。此外可以考证断定,出于他的手笔的文章还有一些,最值得一提的,莫过于《皇陵碑》了。
 朱元璋十七岁那年,淮北大旱,继以瘟疫,父母兄长相继过世,他到於皇寺(“於”字当地人读作“乌”)当小和尚。於皇寺后来改名为皇觉寺,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,改名为龙兴寺,位于凤阳城北。民间饥荒,庙里和尚也无以为生,朱元璋有两年时间一直四处游方,美其名曰“化缘”,实际上是叫化,也就是乞讨。
 二十一岁的朱元璋回到皇觉寺后,当地的红巾军起义已经热火朝天。小时候的放牛伙伴汤和,从红巾军那里写信劝他来投奔。朱元璋犹豫不决之际,有人告诉他,前天那封信已走漏风声。何去何从,朱元璋束手无策,只得向菩萨卜卦求签,签文示意他:逃跑与留守都有危险,不妨“就凶”(投奔红巾军),才是唯一出路。二十六年后,当了皇帝的他,亲笔书写了《皇陵碑》的碑文,回忆这段往事,如此写道:
 友人寄书,云及趋降。既忧且惧,无可筹详。旁有觉者,将欲声扬。当此之际,逼迫而无已,试与知者相商。乃告之曰:果束手以待罪,亦奋臂而相戕?知我者为我画计,且默祷以阴阳。如其言往,卜去守之何祥。神乃阴阴乎有警,其气郁郁乎洋洋。卜逃卜守则不吉,将就凶而不妨。
 尔后写到他招兵买马,扩大队伍,“倡农夫以入伍,事业是匡。不逾月而众集,赤帜蔽野而盈冈。率度清流,戍守滁阳”。笔锋一转,写了一段思念亲人的话语,似乎是把亲人的状况告诉地下的父母:
 思亲询旧,终日慨慷。知仲姐已逝,独存驸马与甥双。驸马引儿来我栖,外甥见舅如见娘。此时孟嫂亦有知,携儿挈女皆从傍。次兄已没又数载,独遗寡妇野持筐。因兵南北,生计忙忙。一时会聚如再生,牵衣诉昔以难当。于是家有眷属,外练兵纲。群雄并驱,饮食不遑。
 最后写到他平定天下,“倚金陵而定鼎,托虎踞而仪凤凰”,于是整修皇陵,“惟劬劳罔极之恩难报,勒石铭于皇堂。世世承运而务德,必仿佛于殷商。泪笔以述难,谕嗣以抚昌。稽首再拜,愿时时而来飨”。
 这是一篇颇有特色的碑文,一千多字的文章,回顾他的家史,人亡家破以后,无以为生,邻居王大娘母子把他送入於皇寺,尔后投奔红巾军,直到平定群雄,在南京称帝的全过程。词语鄙俚粗俗,不加粉饰,气势不凡,绝非手下那班文士可以代劳。自学成才的朱元璋果然出手不凡,先前由翰林侍讲学士危素起草的碑文,朱元璋很不满意,在碑文中直截了当地批评:“儒臣粉饰之文,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”,亲自动笔写了这篇碑文。郑振铎在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中把危素与朱元璋的碑文加以比较,说:“对读起来,廷臣们的代述,却是如何粉饰得不自然!他们要代他粉饰,却反失去他的本色了。”说得真好,御用文人代笔的话,肯定要粉饰的是,朱元璋是走投无路,用求签的方式向神灵请示之后,才决定走上造反之路的,显得觉悟很不高。
 他的其他诗文,名声虽不及《皇陵碑》大,也很有特色,不妨略举一二。
 二十五岁的朱元璋投奔郭子兴,从九夫长升为小军官回到家乡招兵买马,同乡徐达、周德兴、费聚、陆仲亨等这些淮西人,成了他的基本班底,以后又来了谋士李善长。他的势力愈来愈大,在群雄纷争中脱颖而出。在渡江之前,有一个名叫田兴的谋士,很得朱元璋的信任,两人情同手足。田兴是一个淡泊名利的雅士,眼见朱元璋步步胜利,便急流勇退,悠然告别,浪迹江湖。朱元璋当上皇帝的第三年,想起了这位朋友,写了一封很动感情的信,劝他出山。信中这样写道:
 元璋见弃于兄长,不下十年。地角天涯,未知云游何处,何尝暂时忘也。近闻打虎留江北,为之喜不可抑。两次招请,更不得以勉强相屈……昔者龙凤之僭,兄长劝我自为计,又复辛苦跋涉,参谋行军。一旦金陵下,告(常)遇春曰:‘大业已定,天下有主,从此浪迹江湖,安享太平之福,不复再来多事矣。’我固以为戏言,不意真绝迹也……三年在此位,访求山林贤人,日不暇给。兄长移家南来,离京甚近,非但逼我,且又拒我。昨由去使传信,令人闻之汗下。虽然,人之相知莫如兄弟,我二人者,不同父母,甚于手足,昔之忧患与今之安乐,所处各当其事,而平生交谊,不为时势变也。皇帝自是皇帝,元璋自是元璋,元璋不过偶然作皇帝,并非作皇帝便改头换面,不是朱元璋也。本来我有兄长,并非作皇帝便视兄长如臣民也。愿念兄弟之情,莫问君臣之礼。至于明朝事业,兄长能助则助之,否则,听其自便。只叙兄弟之情,断不谈国家之事。美不美,江中水,清者自清,浊者自浊,再不过江,不是脚色。
 这封信并非御用文人或秘书代笔,而是朱元璋自己亲笔所写,它的确证就是他自己在信中特地说明的:“文臣好弄笔墨,所拟词意,不能尽人心中所欲言,特自作书,略表一二,愿兄长听之。”没有虚伪的客套,也没有“礼贤下士”的陈词滥调,这种“尽人心中所欲言”的真情实意,捉刀代笔者是写不出来的。文采再好的御用文人,绝无胆量如此直白地写出这样的句子:“元璋不过偶然作皇帝,并非作皇帝便改头换面,不是朱元璋也。”一旦龙颜大怒,是要掉脑袋的。信的末尾两句:“再不过江,不是脚色。”露出了皇帝的霸气,与前面的口气——“兄长能助则助之,否则,听其自便”,判然两人,毕竟“作皇帝便改头换面,不是朱元璋也”。
 在戎马倥偬之中,朱元璋亲笔书写了不少公文、手令,风格独特,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口语体。他的部下看到这些公文、手令,就好像当面听他用凤阳口音讲话一样。
 请看他给大将军徐达的手令:“说与大将军知道……这是我家中坐着说的,未知军中便也不便,恁(引者按:恁同您)只拣军中便当处便行。” 再看他给李文忠的手令:“说与保儿、老儿……我虽这般说,计量中不如在军中多知备细,随机应变的勾当,你也厮活络些儿也,那里直到我都料定。”
 正所谓文如其人,一个活脱脱的朱元璋已经跃然纸上了。
 在不经意间,朱元璋开创了一种口语体的“圣旨”。洪武三年他为了建立“户帖”制度,亲笔写了一道圣旨,一看便知,这道圣旨出于朱元璋的手笔:
 说与户部官知道,如今天下太平了也,止是户口不明白哩!教中书省置天下户口勘合文簿户帖。你每户部家出榜,去教那有司官,将他们所管的应有百姓,都教入官附名字,写着他家人口多少,写得真,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。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。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,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,比着的,便是好百姓,比不着的,便拿来做军。比到其间,有司官吏隐瞒了的,将那有司官吏处斩。百姓每躲避了的,依律要了罪过,拿来做军。钦此。
 这实在是极为少见的圣旨,仿佛在听朱元璋讲话,全是粗鄙率直的口语,比如:把你们说成“你每”,户部说成“户部家”,充军说成“拿来做军”,依律判罪说成“依律要了罪过”。如今的人们看起来有点费力,在当时却是民间日常语言,只要看一看元代杂剧里面的对白,就一清二楚了。这样的圣旨只有朱元璋才写得出来,如果由秘书代笔的话,肯定不是这个样子。明白晓畅的口语,到了史官的笔下,就变成了干巴巴的文言文了:“民者国之本也。今天下已定,而民数未核实,其命户部籍天下户口,每户给以户帖。”文字固然简洁,意思也和朱元璋并无差异,但是原先的“味道”已经消失殆尽了。
 像这样很有意思的口语圣旨,他的“御制文集”里面还有,一篇写于洪武十年六月二十四日的“谕西番罕东毕里等诏”,看来日后收入文集时并未修改润饰,依然是原来面貌。大概因为自己是和尚出身,所以对信仰佛教的“西番地面”的诏书,亲自动笔,以示重视。诏书这样写道:
 奉天承运的皇帝教说与西番地面里应有的土官每知道者:
 俺将一切强歹的人都拿了,俺大位子里坐地有,为这般头,诸处里人都来我行拜见了。俺与了赏赐名分,教他依旧本地面里快活去了。似这般呵,已自十年了也。止有西番罕东毕里一撒,他每这伙人,为甚么不将差发来?又不与俺马匹牛羊?今便差人将俺的言语开与西番每知道:若将合纳的差发认了,送将来时,便不征他;若不差人将差发来呵,俺着人马往那里行也者。教西番每知道:俺听得说,你每释迦佛跟前,和尚每跟前好生多与布施么道?那的是十分好勾当……有俺如今掌管着眼前的祸福哩,你西番每怕也不怕?你若怕时节呵,将俺每礼拜着,将差发敬将来者,俺便教你每快活着,不着军马往你地面里来,你众西番每知道者。
 与前面的户帖谕旨相比,显得更加粗俗,更加土气,宛如元杂剧里面那些引车卖浆者流讲话的样子,一口一个“俺”字,一口一个“快活去了”、“便教你每快活着”,而且通篇充满威胁的字句:“俺着人马往那里行也者”,哪里有一丝一毫“奉天承运皇帝诏曰”的文绉绉口气?
 朱元璋身体力行倡导的口语圣旨,对他的子孙后代影响巨大,此后皇帝亲笔写的圣旨(秘书代笔的除外),夹杂口语,半文半白,已经司空见惯。
 《御制文集补》收录了朱元璋写的一百多首诗,读来颇感疑虑:不见得都出于他的手笔吧?不过有两首可以肯定是他写的,尽管有点流于“打油”,那种难以掩饰的霸气流露得淋漓尽致。一首题名“野卧”:
 天为罗帐地为毡,
 日月星辰伴我眠。
 夜间不敢长伸脚,
 恐踏山河社稷穿。
 一看便知是在当初造反时,随军露宿野外时写的,大家挤在一起,“夜间不敢长伸脚”,原本是害怕碰到身旁的将士,他偏偏说:“恐踏山河大地穿”,野心十足,霸气十足。
 另一首大概是在“三分天下有其二”的当口写的,题名“咏菊花”:
 百花发时我不发,
 我若发时都吓杀。
 要与西风战一场,
 遍身穿就黄金甲。
 明眼人一眼看穿,这是对唐末黄巢“咏菊”诗的应和。黄巢的诗写道:
 待到秋来九月八,
 我花开后百花杀。
 冲天香阵透长安,
 满城尽带黄金甲。
 两首诗都流露出雄霸天下的襟怀,就诗论诗,朱诗略显逊色。毕竟黄巢是“家有资财,好骑射,略通诗书”的人。不过,黄巢起兵造反,攻占了长安,最终还是失败了;朱元璋造反成功,当上了开国皇帝,霸气更胜一筹。“我若发时都吓杀”,是抑制不住的内心流露,登基以后果然如此。吴晗《朱元璋传》(1949年版)说:“桀骜不驯的元勋、宿将杀光了,主意多端的文臣杀绝了,不归顺的地方巨室杀得差不多了。连光会掉书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杀特杀,杀得无人敢说话,无人敢出一口大气。”当时的人真的“都吓杀”了!
 如果研究文学史的人,根据朱元璋的诗文集,或者根据《全明文》,送给他一顶作家和诗人的桂冠,未免滑稽可笑。
 有人却并不以为滑稽。他的御用文人——太子朱标的经学老师宋濂说:“臣侍帝前者十有五年,帝为文或不喜书,召臣濂坐榻下,终日之间,入经出史,衮衮千余言……上圣神天纵,形诸篇翰,不待凝思而成,自然度越今古,诚所谓天之文哉!”宋濂是明初文坛盟主,居然用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言语来赞扬朱元璋的文才“度越今古”,难脱拍马溜须的嫌疑。另一位御用文人——才子解缙,原本敢于讲真话,一旦谈到太祖高皇帝的文笔时,和宋濂一样,赞不绝口:“臣缙少侍高皇帝,早暮载笔墨纸以俟。圣情尤喜为诗歌,睿思英发,雷轰电触,玉音沛然,数十百言,一息无滞。臣辄草书连幅,笔不及成点画,上进,才点定数韵而已,或不更一字。”倘说不是阿谀奉承,没有几个人会相信。
 明朝的遗老钱谦益是相信的,他编撰的《列朝诗集小传》,开篇第一个诗人就是“太祖高皇帝”,并且说明把他“冠诸篇首”的原因:“以著昭代人文化成之始。”康熙时的博学鸿儒朱彝尊,已经是清朝的顺民了,没有必要再拍前朝开国皇帝的马屁,竟然和宋濂、解缙、钱谦益一般见解。他编撰的《静志居诗话》,卷首第一人还是“明太祖”,说道:“孝陵(按:指明太祖)不以‘马上治天下’,云雨贤才,天地大文,形诸篇翰,七年而御制成集,八年而正韵成书,题诗不惹之庵,置酒滕王之阁,赏心胡闰苍龙之咏,击节王佐黄马之谣。”甚至认为明朝诗人辈出,“三百年诗教之盛”,全归功于明太祖在诗歌方面的“开创之功”。
 宋濂、解缙、钱谦益、朱彝尊都是大名鼎鼎的文人,为什么要说这些言不由衷的假话呢?

 (樊树志)

延伸阅读(二)
朱元璋嫔妃众多为何没落下“荒淫”的骂名
 新媳妇为救朱元璋烫伤乳房
 聊聊朱元璋的后宫。
 刘邦没有一个好的皇后,朱元璋的后宫却很幸福,自然是因为皇后马秀英的仁慈。因为马皇后的出现,中国帝王的后宫里才多了一位值得称道的女性。
 在与马秀英认识前,朱元璋不像刘邦那样有前科,既无情人,也不游手好闲。他放过牛,做过和尚。因为瘟疫,家里的人全死光了。因为贫穷,父母哥兄死后只能用草席埋了了事。朱元璋成了孤儿,可以说家境比当年的刘邦差多了。
 但就是这样,《太祖实录》记载,朱元璋:
 “奋起淮甸,仗剑渡江,英贤云集,平伪汉,伐伪昊,定关中,廓清中原,遂平元都,混一海宇,不十年而成大业。”
 与刘邦一样,朱元璋的妻室也是人家“送”的。不同的地方是,刘邦是名声不好,娶不到,朱元璋则因家里贫寒,娶不起。元顺帝至正十二年(1352年)三月,朱元璋投奔郭子兴时,其时还是一个穷和尚。郭子兴是安徽定远县有名的土财主,因无法忍受元人的欺侮,在濠州发动起义。
 收了朱元璋后,郭子兴常带他在身边,当亲兵用。
 在智慧上,朱元璋与刘邦都有过人的地方。因为有勇有谋,才受到郭子兴的信任和器重,投奔两个月后,郭子兴与夫人张氏做主,将义女马秀英嫁给了朱元璋,这样也好拴住朱元璋的野心,让他忠心效劳。
 马秀英是安徽宿州人,父亲名字不详,史书上只称“马公”,母亲叫郑媪,在马秀英很小的时候就死了。马秀英的父亲因为杀了人,从宿州逃到定远,把闺女托付给有交情的郭子兴,这样马秀英成了郭子兴的义女,寄养郭家。
 后来,马父客死他乡,郭子兴待马秀英更如亲生闺女,据说亲自教她读书写字。马氏长大后,端庄秀丽,但天生一双大足,时人称天足,未缠过脚。因为这双脚,民间戏称马秀英为“马大脚”。
 马秀英嫁给朱元璋后,很是疼爱自己这位小和尚出身的丈夫。据说有一次因为伤了郭子兴的面子,郭一气之下将他关了禁闭,也不给吃的。还是新媳妇的马秀英一听急了,从伙房偷了一个刚出锅的馒头送给朱元璋,路上碰巧碰到了义母张氏,便慌忙把馒头往怀里藏,结果把乳房都烫伤了,可见朱元璋与马秀英之间的恩爱程度。
 朱元璋不再另立皇后之谜
 正因为这样,朱元璋当皇帝后,天不怕地不怕,就怕皇后马娘娘,生怕马秀英不高兴。而马氏因为恪守妇道,人品好,后宫嫔妃没有人不服,史学家称马氏是一个称职贤惠宽厚仁慈的正宫娘娘。
 史书上对马皇后多有褒言,《明通鉴》称:
 后,宿州人,仁慈有智鉴,好书史,佐上定天下,恒劝以不嗜杀人为本。及册为皇后,勤于内治,暇则讲求古训,告六宫以宋多贤后,命女史录其家法,朝夕省览。……妃嫔、宫人皆厚待之。命妇入朝,如家人礼。爱诵《小学》,尝求上表章。上决事或震怒,辄随事微谏。虽上性严,为缓刑,戮者数矣。
 从这段记载上可见,吕雉与马秀英是两个完全不能相比同论的皇后,一个恶毒,一个仁慈;一个不守妇道,搞乱后宫,一个恪守女道,稳定后宫;一个烦神,一个省心。
 在这一点上,刘邦确实是不幸的,而朱元璋则是幸运的。马皇后为他生育了不少儿子,《历代陵寝备考》称,“后生懿文太子、泰王樉、晋王桐、成祖、周王”(注,有史书称马皇后不能生育,朱棣非其亲生),还为他的政事操心。
 马皇后多次劝朱元璋:“诚如陛下言。妾与陛下起贫贱,至今日,恒恐骄纵起于奢侈,危亡起于细微。故欲得贤人,共理天下。”如果不是马皇后,朱元璋还不知要滥杀多少人呢。而刘邦的皇后吕雉呢,则嫉贤妒能,为了坐稳自己的皇后,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
 朱元璋也深知自己妻子的贤能,在马皇后生病后,朱元璋为她请来了良医,还亲自送饭,亲手喂药,大臣也为她祷祀。《明通鉴》载,马皇后告诉朱元璋:
 “死生命也,祷祀何益?且医何能活人,使服药不效,得毋以妾故罪诸医乎?”
 《国榷》也称:
 后微时,依郭子兴家,事上备极艰苦。每佐征讨大策,补缝行间,虽贵极,谦素不渝。上或谴怒,辄婉辞。朝夕尚食,手剂之,其谨微类此。疾笃,不复饮药。曰:“药无益,徒为医者累”。
 临死时,朱元璋问她有什么话留下,她说,“愿陛下求贤纳才,慎终如始。”洪武十五年,马皇后死了,时年51岁。当时朱元璋是泪如雨下,至死也没有再立一个皇后。
 死后,朱元璋给马皇后很高的荣誉,谥之“孝慈昭宪至仁文德承天顺圣高皇后”,孝陵之名即由此而来。嘉靖十七年,加谥“孝慈贞化哲顺仁徽成天育圣至德高皇后”(《明史·后妃传》)。
 朱元璋到底碰过多少女人
 老百姓有言,古代皇帝没有一个不好色的(除了小皇帝啊),此言有道理。
 虽然朱元璋与马秀英两人之间感情极好,但并不是说朱元璋的后宫生活就不丰富,朱元璋也是男人,是男人就喜欢美女,他性生活同样出色。
 《明会典》称,“太祖四十妃嫔,惟二妃葬陵之东西,余俱从葬。”又有史书称是四十六嫔妃。不论到底哪一个数字正确,至少可以证明一点,朱元璋死前碰过的女人不低于40名。
 具体见《国榷》中记载,有昭敬充妃胡氏、成穆贵妃孙氏、淑妃李氏、安妃郑氏、庄清安荣惠妃崔氏、安妃达氏、碽妃、宁妃郭氏、惠妃郭氏、顺妃胡氏、郜氏、韩氏、余氏、杨氏、周氏、贵妃赵氏、贤妃李氏、惠妃刘氏、丽妃万氏,等等。
 朱元璋对女人管理很严,甚至很残酷。一旦发现身边的女人对他不忠,或如刘邦的老婆吕雉那样有“红杏出墙”之嫌,那必死无疑。民间有一种说法,朱棣非马皇后所生,其母亲是碽妃。但生下朱棣后,碽妃便受铁裙之刑惨死。
 “铁裙刑”是中国古代男人惩罚不忠女人的一种酷刑:将铁片做成刑具,形如裙子,逼犯人穿到身上,然后把“裙子”放在火上烘烤。刑具受热,犯人的皮肉如被烙铁烙,其惨状不言而喻,结果可想而知。
 碽妃怀孕不足月便产子,受铁裙之酷刑。
 朱元璋为什么要这么对待自己早产的女人?原来朱元璋怀疑她与人私通怀孕。当然,朱棣生母之死是一种民间传说,并不真实。但是,从中透露出朱元璋对待不忠女人的态度,还是有几分道理的。
 性生活态度决定历史形象
 汉、明两朝的帝王们,在生活上都是很荒淫的,两朝都出了很多风流帝王、荒淫皇帝。如汉武帝“金屋藏娇”、汉成帝“牡丹花下死”、明武帝“豹房纵欲”、明世宗“炼丹恋色”。
 但是,朱元璋虽有众多嫔妃,连政治对手的女人也不放过,却独独没有“荒淫皇帝”的骂名,令人称奇。
 刘邦不同了,同样是开国之君,民间则认为他是一位“流氓皇帝”。这到底为何?对性生活的态度决定历史形象。
 刘邦与朱元璋历史形象的明显区别,也许还与他们各自的生理需要不同有关,不过最终还是各人在对待女色、对待妻子(皇后)态度上的不同所致。
 刘邦一见吕后年老色衰,就拿结发妻子不当妻子了,而独宠戚夫人。朱元璋则不同,虽然马皇后生的是一双大脚,这在过去是很丑的女人,但朱元璋一直视之如贤妻。马皇后病了,他是“朝夕尚食,手剂之”。这种只能在寻常夫妻中才能看到的情形,出现在朱元璋的后宫中,实在是难得啊。
 马皇后在朱元璋的女色消费上,也不是不管不问的,还是有节制的。但马皇后对朱元璋并不采取性控制的手段,让他专宠她一人(事实上也不可能),而是允许、甚至鼓励朱元璋纳妃子,包括前朝元顺帝的妃子洪吉喇氏(有人称是朱棣生母,后文会说此事)、朝鲜女人李氏、对手陈友谅的小老婆。如果是吕后,这些女人恐怕早给折磨死了。但马皇后却很好地理顺了这么多女人之间的关系,宽厚仁慈,同样难得!
 家有贤妻旺夫啊。对于帝王来说,这道理是一样的。刘邦和朱元璋虽然都出身平民,但在史上留下了不同的评价,我想与两人皇后的优劣不无关系。但归根到底,还是与两人对性生活态度的不同造成的。
 如果刘邦如朱元璋那样,性生活讲点规矩,对老婆善待一点,吕雉的行为或许也会收敛一些的。可能吕雉当年真的就是这样想的——你刘邦能乱搞女人,我为什么不能养汉!

 (据《帝王秘事》文 倪方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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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人:三典轩书画网  发布时间:2012年10月16日 已被浏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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